随着写作规范的不断完善，我们经常会需要使用到一些范文，不同的文章可以用在不同的场合，有哪些范文值得参考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政治观后感精选 ”,相信你能从中找到需要的内容！

政治观后感 篇1

《东晋门阀政治读后感》

《东晋门阀政治》是一部分析东晋时期门阀的书籍。此书不仅对于研究东晋的门阀政治有极大的贡献，同时也为我们认识和解读中国古代的政治历史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案例。本书的阐述深入浅出，透彻细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而珍贵的印象。

首先，本书从东晋控制社会的手段入手，揭示了当时官僚集团的政治手段和门阀集团的利益需求，深刻地揭示了东晋时期政治机制的复杂性，并呈现出当时政治生态的图像。通过对荀朗和张华任职地方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官僚集团与门阀集团的博弈中，官僚集团依靠于法令的制定执行来掌握队伍的主动权，而门阀集团则依靠于家族关系的纽带把持了地方权利中心，因此，这个时期的社会呈现出了长期政治斗争的局面。

其次，本书对于描写不同地域门阀的组成和权力起伏的详细展示，更增加了我们对这个时期历史事件的理解。例如，章节中对于当时义阳、江夏、广陵三个门阀的设立原则和组成成员，以及陶渊明在这个政治环境中的生存状态等，都清晰地让我们看到了当时的门阀政治与主流社会之间的互动。

最后，本书对于门阀政治的评价和思考，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这个时期的政治状况与规律。作者在对于门阀政治的探讨中，通过分析当时门阀集团的组成和功能、政治地位和对于政治生态的影响等，使我们看到这个时期的官僚阶层并非是一个内部一致的集合，而是由一个官僚群体和外部的门阀集团构成的复合体。同时门阀政治因为依附个人利益，特别是财富与权力两大基础之后，其活动的效率和公正性就大打折扣，这也是其走到尽头的原因。

在总体上，本书的确为业内研究者提供了具有纪实价值的门阀政治图景，反映出当时社会政治形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提醒我们今天的政治生态也需警惕门阀的织网和掌控。回顾历史，唯有尊重事实、分析特点、发现规律，才能避免危机和误区。

政治观后感 篇2

政治法制节目是指通过讲述政治法律相关的事件、人物、知识等，帮助观众了解和掌握政治法律知识的一种电视节目。观看政治法制节目可以让观众了解到政治法律领域的知识，增强政治法律意识，提高公民素质。

观看政治法制节目，可以让我更好地了解政治法律领域的知识。例如，在电视节目中，常常出现一些政治法律问题，如选举制度、宪法保护、法律法规执行等。通过观看这些节目，我可以学习到有关政治法律领域的知识，如宪法的制定和修改、选举制度、法律法规的执行等。同时，我也可以从节目中了解到不同政治法律领域的案例和实践经验，这些对我今后的学习和工作都有很大的帮助。

观看政治法制节目还可以增强我的公民素质。政治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公正、保障公民权利的重要保障，观看政治法制节目可以让我更好地了解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增强我的社会责任感和法律意识。此外，政治法律领域的知识也有助于提高我的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我今后的学习和工作都有很大的帮助。

综上所述，观看政治法制节目可以让我更好地了解政治法律领域的知识，增强我的公民素质，提高我的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我认为政治法制节目是一档非常有价值的电视节目。

政治观后感 篇3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读后感

当下社会在不断发展，与之相应地，各方面的变化也愈发显著。而在这个不断变化的社会中，政治秩序的维持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本书通过对政治秩序的定义、形成、维护及其在变化社会中的作用与对策等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在读完本书之后，我对政治秩序的认知与理解进一步加深，也对如何维护政治秩序有了更具体的思考。

首先，政治秩序是一个包含多重要素的概念。政治秩序并不仅仅指单一的权力结构，而是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基于规则、法律、制度等因素建立的相互约束关系。本书通过对“秩序”与“政治秩序”等概念的界定，构建了一个整体、系统、科学的理论框架，使读者更清晰地理解政治秩序的含义与内在规律。

其次，政治秩序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期的发展与壮大。图书对不同阶段政治秩序建立的历程进行了梳理。从传统社会中的氏族国家到西方代议制国家的建立，每一次的政治秩序建立都伴随着各种因素的交织，包括政治领袖、思想文化、权力结构等等。作者通过对世界各国政治秩序建立的历史回顾，提出了宏观上政治秩序发展的趋势及其相信机制，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方面的启示。

最后，本书也对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进行了分析和讨论。我们处于一个日新月异，变化不断的时代，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等因素的影响，都在为政治秩序的维护提出了全新的挑战。作者特别关注了非西方国家的政治秩序变革，这是因为非西方国家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政治秩序的深层次变革是他们必须经历的一项重要任务。作者通过对改革与现代化国家的模式进行比较，认为政治秩序变革是非常复杂的，需要各方面的因素相互协调，不断进行试错。书中举了一些亚洲国家的例子，在他们尝试变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是比较具有参考价值的。

综上所述，本书深入剖析了政治秩序的概念、形成及变革、维护及其作用与对策等诸多方面。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政治秩序是需要长期发展和完善的。而在当今世界上，政治秩序变革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和解决的社会问题。读完本书之后，我对政治秩序变革这一话题有了更具体的思考，对于如何在变化社会中维护和建立新的政治秩序更加有了头绪。

政治观后感 篇4

这本书我很喜欢，奈何有一个巨大的硬伤。廖伯源说，中朝并不是另有一个“朝廷”（政务机构），其存在与否由皇帝决定。此说大谬，驳之如下。

中朝的成立，直接改变了中枢政务运行机制。以前是公文（经丞相府）和奏章交御史台，尚书只管皇帝诏书的存档，复核一类事。从武帝擢用尚书开始，奏章公文不交御史台，诏书也不再由御史草拟。而是上交尚书，批复亦由尚书草拟。廖根本未注意御史接收公文奏章之职掌和草诏权被取消了。

御史台虽在在宫内，但只在外层。尚书在宫内中层。外朝高级文官基本上都有权进入外层，但进入宫殿中层则需特殊许可。汉前期以宫殿外层御史台为政务上传下达之中心，则丞相，御史大夫是主要议政官，盖因政务公文的传递皆由二人监管。如果政务批复不适当，丞相还有执奏之权。汉中后期，以中层诸尚书为上传下达之中心，丞相御史大夫议政权即大部分被剥夺。丞相之议政权基本上只在皇帝询问，朝会，或行使执奏权时才能发挥作用。主要议政官转为中朝官。此绝非中朝没有“朝廷”（政务机构），反而，中朝成为了是一个确实存在的政务机构。整个中枢政务运行机制已经发生了变化。

类似的情况出现在唐朝。唐朝起初政务上传下达之中心在门下省，门下省长官得以先阅览公文，批复下发时有执奏之权，保证了门下省长官有充分的议政权，大致等同于西汉前期丞相的议政权。而自武后掌权起，尚书省公文（即先门下省阅览者）渐成常规报告，重要政务公文，不经门下省，而直接交中书舍人，中书舍人草诏后直接由中书省下发至负责官员。门下省重要性由之大减，而中书省成为三省重心所在，最终形成了新的中书门下＋使职差遣体制。

政治观后感 篇5

读《序言》有感

系 别：物理与电子科学系

专 业：电子信息工程

班 级：11电信 姓 名：陈杨木

学 号：201103124005

指导老师：肖平步

读《序言》有感

[摘 要]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所作的简明而完整的概括，是世世代代想要准确理解唯物史观的人们都不能不研读的经典论述。马克思在《序言》中说明的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同时也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形成、运用和得到证明的过程，这一事实表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的科学体系。《序言》阐明了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根本原理，阐明了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社会结构，由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决定的社会发展和社会革命的规律，阐明了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进程和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的科学性与阶级性的完美统一。[关键词] 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经典表述

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人类社会是一个由多种因素构成的有机整体。马克思在《序言》中阐明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最基本的范畴，勾画出社会形态的一般结构，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原理。1．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范畴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方式，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这些都是唯物主义历史观最重要的基本范畴。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这些科学范畴并运用它们揭示出社会的本质和规律，是人类对社会历史认识中的飞跃。《序言》作为马克思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总的结果的简要表达，集中地阐明了这些范畴及其相互关系，揭示了社会有机体的基本结构。

在马克思 19 世纪40 年代的著作中，已经广泛使用“生产力”这一概念，而生产关系当时是用“交往关系”、“交往形式”、“交换和消费形式”等来表达的。这种物质关系作为国家和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则被称为“市民社会”。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们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活动。生产力作为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的能力，对每一代人来说，“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1](P43)而“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包括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

到 1859 年，这些概念及其间的相互关系，都在《序言》中得到了更精辟的表述，从而作为唯物主义历史观最重要的基本范畴被确立起来。《序言》中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一论断明确地提出并阐明了“生产关系”这个概念：其一，生产关系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的关系；其二，生产关系是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即具有客观性的关系，如后来列宁所指出的，它是“物质的社会关系（即不通过人们的意识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其三，一定的生产关系是同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也就是说，它是由生产力决定的，是因生产力的发展阶段不同而不同的关系。制定“生产关系”这一科学概念，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中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序言》进而运用“生产关系”的概念提出并阐明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对重要范畴：“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经济基础”就是社会的经济结构，它是由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的。社会的经济结构之所以被称为“经济基础”，是因为有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它是上层建筑的现实基础；而“上层建筑”，则包括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法律的和政治的制度、设施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式。这样我们可以看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在经济基础之上竖立着法律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社会形态的基本结构就这样被清晰地勾画出来了。这就使科学地认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成为可能。2．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过程 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一重要论断明确地指出了生产方式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社会历史的发展最终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这是历史研究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旧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总是从人们的头脑中，或从社会之外的神秘力量去寻找历史变迁的终极原因，而马克思则揭示了，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其他活动，物质资料的生产是整个社会生活及整个历史的基础，因而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就是社会历史的最终决定因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自己的历史观作了这样的论述：“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当然也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

这里已经相当明确地表达了从物质生产活动及其方式出发来描述整个社会生活的历史观。在《序言》中，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的原理得到了更加简要而明确的表述。恩格斯指出，这个原理“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因为这个原理揭示了，“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生产方式”一词在不同场合有过不同的用法。《序言》中的“生产方式”这一概念，作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范畴，体现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马克思经常在这种既包括生产力又包括生产关系的意义上使用“生产方式”这一概念。比如他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任何别的生产方式一样，不仅不断再生产物质的产品，而且不断再生产社会的经济关系，即再生产产品形成上的经济的形式规定性。” 3．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区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标准。制定了生产关系的科学概念，揭示了生产方式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也就正确地解决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序言》对这个问题明确地作出了同一切唯心主义历史观根本对立的唯物主义的回答。

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在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中，唯心主义历史观占据着统治地位，而唯心史观的根本错误，就是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把社会意识当作决定的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针对着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指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即使是人们头脑中的模糊的幻象，也是他们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道德、宗教、哲学等各种意识形态，都没有自己独立的历史发展，它们是随着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而改变的。在《序言》中，马克思把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根本原理明确表述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基本原理的确立，从根本上划清了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界限，标志着马克思在整个世界观史上实现了变革。恩格斯在他写的书评《卡尔·马克思》中高度评价了马克思这一论断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指出，这个原理对于没有被唯心主义欺骗束缚住的人来说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它不仅对于理论，而且对于实践都是最革命的结论。“人们的意识取决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政治论证的全部传统方式崩溃了”。从前所有对于历史的见解，都是建 立在思想观念是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的基础之上的。确立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历史才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之上，有关社会历史的各门学问才有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列宁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政治观后感 篇6

这篇实际是我11.9课上的发言稿。

关于施米特，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政治是关于生存的。

政治的基础是敌友划分，敌对关系是国家间的常态，很多人将这种看似“冷酷”的观点理解为政治本质的邪恶或不讲人情，但施米特使我认识到，要从生存而非道德的角度评判“人性本恶”的观点，国家间敌对的原因不是参与政治必然导致人们道德沦丧，而是现实的生存需要必然导致普遍的敌对状态。在我看来，施米特眼中的政治更多是霍布斯视角下必然的生存需要而非卢梭视角下被建构的契约。也就是说，政治高于人，而非人高于政治。

这种观念使他的思想更实际、更现实。在他看来，自由主义的道德观念和浪漫主义的价值判断是对政治本质毫无用处的掩盖，他撕开这些外表的掩饰，探究不同的政治制度或宪政条例究竟会通向何方，探究在现实中政治的出路在哪里。举例来说，他分析魏玛民国时，关心的不是魏玛宪法的设计是否完美符合议会制的理想，而是议会制本身是否还有正当性、这部宪法在现实实践中究竟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在施米特的思想中，民主或专制只是政治的不同形式，关键在于政治的现实与本质。就像议会制沦为政党政治那样，如果这种政治的形式脱离了本质，那么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正当性。

在这种对纯粹政治现实的探究中，施米特始终保持的一点是，在政治领域排除道德判断。将道德与政治结合的第一个危害是，不能正确认识政治现实。中国的政治思想传统使很多中国人习惯于将政治评价与道德判断视为一体，在这种思想下，国家领导人时而是奉献社会的“父母官”，时而是不近人情只讲利益的纯粹“理性人”，时而是将国家作为牟利工具的坏人。在“道德政治”的评判体系中，国家实行政策的原因要么是统治阶级的“道德异化”，要么是统治阶级维护精英团体利益的考虑，要么是某种不为人知的“黑幕”。

这种道德评价体系所欠缺的是，它从未在将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基础上，从生存的角度考虑国家存在的正当性。在施米特的思想中，国际政治是绝对的无政府状态，每个国家都时刻处于和所有国家的战争中，国家间的敌对与竞争不只意味着精英集团的利益角逐，更意味着每个国家、每个人最根本的生存。将政治原因化约为简单的“好”“坏”判断看似能解释一切，实则无法真正认识政治现实。而坚持这种观点的人，甚至会消除自己作为个体的政治性：如果一切政治行为的背后都是统治者个人的主观性因素，国家不合理行为的源头是官员个人的道德败坏，那么政治现实就是无法改变的，我们也就根本无法对政治做出任何改良，每个普通人都会沦落为完全的被压迫者。在网络上或现实中，我也确实见到过很多人抱有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客观存在的法律或政治制度只是掌权者的工具，认为所谓的“社会黑暗”源于掌权者的道德败坏，进而感到绝望甚至愤世嫉俗。在我看来，这种对政治主观性的价值判断是错误且十分危险的。

将道德与政治结合的第二个危害是，加剧了政治的残酷性。我个人的理解是，当人与人之间的生存竞争不掺杂道德因素时，每个人都作为完整的、独立的、不同的个体存在，无论外在的竞争多么残酷，都不会危及个体本身的存在与性质；而当道德因素进入政治领域时，因为道德具有主观性，人与人之间的生存竞争就会延伸到每个个体的本质，从而威胁到个体的存在本身。这时，因为“道德”本身作为一种客体参与到了竞争的敌对状态中，道德就可以作为一种否定敌人的武器，又因为道德不是外在的因素而是组成个体独特性的内在的主观性因素，这种否定也就变成了对敌人作为个体存在的根本性的否定。

不仅如此，出于自我生存与敌对竞争的需要，这种思想会将自己的道德观念视作“唯一真正的道德观”，从而将道德作为寻求盟友、排除异己的工具。在这种情形下，人与人（或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就从外在的竞争变成了内在的竞争，作文而人与人（或国与国）之间的敌对关系，就像施米特所说，也从相对敌人变成了绝对敌人。

总的来说，对于政治，应该从现实的、本质的角度考察其作用，不能以某种“崇高的”价值观为指导而抛弃现实实践的考量。是每个人出于维护自身权利的需要建构了国家，还是国家是每个人生存必然的需要而具有正当性？对于施米特来说，答案显然是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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